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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大家黄祖洽:“两弹”烟尘散尽筑梦杏坛

来源:wdwcms.com 时间:2019-12-13 编辑:一语惊人

作者:王喜欢的齐薛婧资料来源:光明日报出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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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大师黄祖洽:“两枚炸弹”烟散营造梦想杏坛

黄老高中作文 老师对他的好意被他传递了下去。 (本版所有照片均为数据照片)

黄老80岁生日(本版所有照片均为数据照片)

三位院士的合影:彭焕武(左二)、黄祖洽(中)、何惠泽(右二)(本版所有照片均为数据照片)

2013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大楼 阳光穿过教室讲台上树木的缝隙。一位年长的老师正在整理他的讲稿。年轻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进来,恭敬地迎接他:“你好,黄先生!”-这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致敬

时间可以追溯到1950年 一个身材瘦削、朴素低调、提着行李的年轻人,毅然从清华校园走向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技研究基地。 他是第一个被分配到这里的研究生黄祖洽。

在接下来的30年里,黄祖洽根据他的笔和方程式推断出了共和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辉煌景象。 当他完成计算并垂直划水的那一刻,他已经瞥见了千里之外罗布泊上耀眼灼热的核爆炸光,看到蘑菇云缓缓升起…,

现在,“两枚炸弹”的烟尘已经全部散去,黄祖洽走出核爆炸,走在杏坛上,享受着用鞭子跳舞的轻松和宁静。

这个干净轻松的转变花了30年才开始这个故事.

每个人是怎么生火的?

钱三强跟他说:“你有没有组织一群人先去探索氢弹的原理?”他成为中国唯一同时参与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的工作人员“从1950年到1980年,他被分配到现代物理研究所,直到从核武器研究所转学。我研究原子能已经30年了。 “谈到30年的核武器研究,黄祖洽显得很平静

1950年,新生的中国不断受到西方核威胁的威胁。发展中国自己的核事业迫在眉睫。 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从头开始没有什么不同。 黄祖洽回忆说,他刚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的理论室工作。房间里的分工很详细。每个房间都有研究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些大学生。 当时他是理论部的副主任,与邓稼先主任、俞敏副主任等人一起,负责最基本、最关键的方程推导和设计工作。

该研究所成立仅三年,黄祖洽就面临着它的第一次“转机” 1953年,根据钱三强主任的部署,他放弃了原来的研究方向,开始研究核反应堆理论。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一领域的理论基础和实验设备可以说是“一文不名”20世纪50年代只有两台电子计算机,而不是现在的电子计算机,而且设备非常简陋。 当时,反应堆理论仍相当保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使得获取公共信息变得困难。 当时,苏联是反应堆领域的绝对权威,但羽翼未丰的黄祖洽敢于质疑甚至推翻苏联的数据。

1955年,黄祖洽带着“热能工程实习小组”访问了苏联。在访问期间,他使用两种方法计算临界尺寸,发现只有56个零件可以放入临界尺寸。然而,苏联原始设计文件中给出的数据是63个部分,高出10%以上。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黄祖洽选择相信自己的结果,“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经过了仔细的检查。” ”于是,黄祖洽立即找到苏联领导人加兰宁博士进行讨论,加兰宁最终承认设计书中给出的数据可能是错误的。 1958年,在中国实际反应堆建设的关键启动阶段,人们发现黄祖洽的“56根”临界尺寸结论是正确的。

正是在这种固执和侵略性的情况下,我国反应堆的理论研究才开始平稳而迅速地发展 1960年,在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国际反应堆会议上,黄祖洽报告了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的理论工作。 为了培养后来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团队,黄祖洽和彭焕武挑选了十几名应届毕业生,用手教他们具体的计算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毫无保留地教他们一生所学。 这就是中国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团队携手合作的方式。 朱光亚怎么高估黄祖洽是“中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创始人和先驱之一”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家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发。 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黄祖洽再次“转身”从反应堆研究到核武器研究,并加入了“两弹一星”研究小组。

1960年,钱三强对黄祖洽说:“你有没有组织一群人先去探索氢弹的原理?”据说,黄祖洽被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的组长,首先进行氢弹的理论前期研究。 不久,从苏联回来的贺作秀和一直从事核理论研究的俞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当时,钱三强专门负责轻核理论小组的工作。黄祖洽、余敏和贺作秀每两三周向他汇报一次他们的工作进展,并解决了许多具体但关键的问题,例如需要增加更多的电脑和磁带。黄祖洽和俞敏也领导得很好,根据他们的专业和特长把小组分成几个研究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各自的工作。 当时是三年的艰难时期,但当黄祖洽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他是一群精力充沛、有权势的年轻人,“都处于全盛时期,充满活力,每个人都在日夜从不同角度探索、思考和讨论突破氢弹的方法。”

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之间的联系,他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分配了一半的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 每个人都开玩笑地称他为“半导体”,因为钱三强先生一再告诉他:“你必须是一个“半导体”。你可以从原子能研究所向核武器研究所提供一些东西,但这里的工作是完全不可渗透的。” “因此,黄祖洽成为中国唯一同时参与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的工作人员。

“那时,我的家庭和两个工作地点被分成三个地方,我花了很多时间乘公共汽车来回跑。 有时候我在公交车上会想到一些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问题会被触发并出现。 “氢弹、原子弹,再加上指导四名学生毕业论文的“三头赛跑”任务繁重,压力大,可以想象 黄祖洽似乎永远不会停止

由于没有人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如何制造的,邓稼先、周赵广、俞敏、黄祖洽等高层领导带领新毕业的大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寻找突破。他们日夜自学,定期分享和讨论。 学长不分年龄,老幼,经常争吵得面红耳赤,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每天算计着忘记吃饭睡觉的一切

无数次计算,换来一道闪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成功爆炸;两年零八个月后,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 时间间隔是世界上最短的。 当整个国家都为此欢呼时,应该最兴奋庆祝的黄祖洽似乎非常平静:“那些从事理论的人认为理论上应该有可能成功。” “超然的冷静,也是非凡的自信 正是因为早期120点的严格和脚踏实地的准备工作,才有了100点的“期望”

用爱送伍德罗

永远在站台上工作

“我愿意做一名铺路工,一名桥梁建设者,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从心底里爱他们 ”在他“成功”之后,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当一名普通教师“

”两颗炸弹研制成功,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荣誉纷至沓来,但成功的黄祖洽又一次出人意料地“转身”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当一名普通教师。

“我愿意做一名铺路工,一名桥梁建设者,并且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从心底里爱他们 “这是黄祖洽教育最热门的表达方式,但这绝不是一时兴起的选择。 相反,这一重要的“转机”是黄祖洽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1969年,在领导完成新型氢弹的设计后,黄祖洽被送到河南省上蔡县的“57干校”进行“学习和改革” 在那里,他播种、收割、养猪、种菜,并做建筑工人。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反思他过去的工作。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在培训年轻人方面做得还不够。”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秩序被完全打乱,黄祖洽在科研工作中日益意识到“中国人才缺口的严重问题”。 1980年,“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取得突破。它还赶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新建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该研究所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黄祖洽坚持要去大学。结果,核武器领域的每个人都“转过身来”,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如今,年届90的黄祖洽院士仍在“现代物理学前沿讲座精选”班教授本科生,这在中国教育界可谓罕见。 自1999年该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以来,他自愿给大一新生上了一堂长达十多年的大课。 教授到本科班,普通人眼中的奇怪现象,在黄祖洽眼中不是问题 一位记者曾经问过这件事。老人似乎被冤枉了,好像有人问了他一些不公平的问题。“我是老师。教本科生有什么奇怪的?” “在他看来,这是老师的工作,”当教授讲课是理所当然的,当教授不讲课是不正常的 “黄祖洽说,面对新生班级总是“紧张”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积极收集最新信息。每当他有时间,他都会去图书馆寻找相关信息。有时,即使要检查一年或一个基本的物理单位,他也必须检查几本书,直到找到确凿的证据。 每堂课的课堂笔记都应该仔细检查几次,并且每年都应该写一本厚书。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老科学家给学生讲课一定太难太无聊,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黄祖洽的大女儿黄萌回忆起她父亲当时的演讲。“爸爸不重视成绩,但是学生们是否真的理解它们?你对物理感兴趣吗?我能问个问题吗?你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吗?”由于新生还没有学习高等数学,黄祖洽避免使用高等数学,而是使用讲故事,甚至引用古诗来教学。 结果,课程开设后,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参加了,甚至文科学生也把它作为选修课。在从来没有点名的班级里,参与者的人数太多,无法坐下来。

在本科生开始上课时打好基础、培养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但对研究生的深入培养也非常重要。 黄祖洽不仅喜欢教学,而且擅长教学。 他有自己带学生的方式:激发兴趣,培养习惯,以身作则比用语言教学更重要。 为了培养学生敢于质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要求教师带头提问,激发学生讨论和争论不同的观点。 从198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年起,黄祖洽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他真正站在尊重学生发展的立场上,站在为祖国培养人才培养学生的高度上。 “我的学生们,我希望他们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这是学生作为园丁最真诚的期望

回顾他的教师生涯,黄祖洽对1982年招聘的博士生丁娥江印象深刻:“他基础好,学习态度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为此,黄祖洽毫无保留地向他介绍了他的研究经验和最新的国外研究成果 “从那以后,丁娥江在这个课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黄祖洽自豪地说。 留学归来后,学生们回到了研究所。师父和徒弟经常互相讨论、学习和启发。他们共同写了《输运理论》和《表面浸润和浸润相变》两本书,并共同发表了几篇文章。

黄祖洽在知识和经验上总是无私的。贺作秀也是一个“两枪”英雄,他是黄祖洽的弟弟。他回忆说,在他的学习期间,“(黄祖洽)经常辅导我们的低年级同学,教我们学习经验。” “核物理学家郑少棠在现代物理研究所时在黄祖洽的领导下工作。他说,“黄先生不仅用手教我们具体的计算方法,还教我们如何结合工作进行科学研究。 例如,他告诉我们在工作完成之前不要扔掉草稿。 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但是我们已经从将来的实际工作中受益匪浅,而且会受益终生。 "

名师出高徒,黄祖洽的许多高徒也成了名师。他所培养的许多博士,都成为了能独当一面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的自己也可以带博士了,继续在各地为祖国建设培养着人才。“比如冯世平,他是八六年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为止,20年一直坚持研究一个方向。我鼓励他,你再做10年,做出更好的成绩。”看到自己的弟子开枝散叶,黄祖洽颇感欣慰。

“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是黄祖洽自题诗 《述怀》 中的两句。谈起给学生上课,黄祖洽说,“每当上完一节课,看到我的学生紧皱的眉头解开了,眼睛里的疑惑不见了,听到他们激烈的讨论,嗅到空气中浓厚的学术气息,我都会感到莫大的快乐。”

如今,耄耋之年的黄祖洽依然认为重任在肩,“教书育人培养人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做。”多年来,黄祖洽数次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十佳教师”,还曾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不正是对“师者”黄祖洽这一“转身”最大的肯定么?

何须绘麟阁

做人当如花之君子,求学要下实的功夫

“要学着去做一个老师,行为应该被社会所规范。”——他对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有自己的理解

“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是个学生,还不断在学”,这是黄祖洽常说的一句话。 《三杂集》 是黄先生出版的一部书,所谓“三杂”即“八十杂忆”“杂文”和“杂诗、词、联”。他在“八十杂忆”这部分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开家,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地长大。”印证了他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学生的心态。在流转离徙中,黄祖洽度过了他的求学生涯。然而,从那时起,他就在内心就埋下了深深的“教师”情缘。

1937年,小学毕业后念了半年私塾的黄祖洽回到长沙读中学;暑假即遵父命,赴南京考取了中央大学附属五年制中学。不料“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岌岌可危,还未入学的黄祖洽只得离宁返回长沙。1943年,奔徙不定的中学生活结束了,黄祖洽为投考渴慕已久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又一次选择了长途跋涉。他经赣县、贵阳、重庆、西昌,辗转一年方才来到联大所在地昆明,遂获录取。在这一路上,黄祖洽走过窄峭凶险的“掉死崖”,睡过痛痒难眠的“臭虫床”,还做过一个学期川滇西公路局子弟小学的代课老师……奔走在求学之路上的黄祖恰当时也许没有想到,37年后,教师真的成了他的职业。

“我所走的道路就和教师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中学时期教过我的汪际虞、周毅、蔡希欧等几位老师。”黄祖洽回忆汪老师给他批改的作文,“页眉、页脚处,老师或删、或添,或钩、或划的笔迹,仍然清晰可见。”评语中,老师不断鼓励他、不断将他从消沉的意志中拽出,“就是这些话语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以后每当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时,都感到身后有一双充满鼓励的眼睛注视着我。”

黄祖洽的那些老师们用敬业与博爱让黄祖洽认识到:“教师这个职业对人的一生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王竹溪教授是黄祖洽在西南联大时的物理系教授,在教分析力学时,王先生向黄祖洽介绍了一本法国人写的书,但是黄祖洽不会法语,于是王先生鼓励他自学,还借了一本 《法语语法大全》 给他,教了他基础的读音和拼法。复原迁校回北京之后,王先生见黄祖洽饮食不适身体太弱,常把黄祖洽叫到家里“开小灶”。乱世漂流求学的经历让黄祖洽养成了“不求人,求诸己”的独立性格,而乱世中老师的关心爱护却让黄祖洽多了一分博爱温暖。

在所有师长中,彭桓武是特殊的一位。二人亦师亦友的情谊一直被广为传诵。彭桓武只比黄祖洽大九岁,黄祖洽投入彭桓武门下时,年仅34岁的彭桓武已是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他常常邀黄祖洽在清华园一边散步,一边讨论,从学术问题聊到留学点滴,畅所欲言,无所不谈。许多想法就从散步讨论中萌发,回去后经过实验论证,得到科学的新发现。黄祖洽的硕士论文 《氟化氢分子的一个量子学力学计算》 ,就是这样“散步散出来的”。

毕业后,黄祖洽与彭桓武从师徒变为战友,共同投身到核反应堆的理论研究工作中,都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06年10月2日,一场空前的祝寿仪式让世人惊叹。乍一看,似乎在举办一个高端学术会议,朱光亚、彭桓武、何泽慧、于敏、陈能宽、何祚庥……五十多位中科院院士同时聚首。更引人注目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许多年来从未同时出现过的杨振宁、李政道首次“破冰”共坐一排,和祝寿仪式的主角谈笑风生。原来,全国最知名的物理科学家们相约前来,是为祝贺共同的老朋友——黄祖洽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是老同学,或是老战友,藉此机会叙旧。大会现场,黄祖洽语重心长地说:“我的心态始终是个学生。在座的不管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总能学到很多东西。”

与任何人打交道时,黄祖洽都怀着这样谦逊的态度。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还是一个学生”,总是去发现别人身上的长处。他说:“我当教师的时候,也很注意向学生学习,而且我觉得要做好教师,不学习是不行的。”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黄祖洽总会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黄祖洽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基于这种谦逊的态度,黄祖洽对北师大的校训有着自己的理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般理解为我的学问要当别人的老师,我的行为要做社会的模范。但是我的理解是前面‘学’字是个动词,要学着去做一个老师,‘行为世范’是说行为被社会,被‘世’所规范。”

黄祖洽钟爱莲与莲实,赞莲的高洁,感莲实的苦与济世。他曾经为母校写下过这样一副对联:“做人当如花之君子,求学要下实的功夫”,在自题诗 《述怀》 中也说“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这不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吗——淡泊宁静,不忘济世。

“曾为攻关奋战苦,又与后辈铺路勤”。严于律己,厚以待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共和国“两弹元勋”黄祖洽,历尽人世沧桑后,将自己的人生梦想浇筑在杏坛之上,熔铸于祖国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里,自己甘愿平凡,这在当下本身就是最不平凡的精神。

(人物简介:黄祖洽,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该校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述怀》

黄祖洽

人生诚苦短,沟坎复何多。

八九不如意,困厄逐逝波。

忧患与生俱,璞玉赖琢磨。

浪涛何惊惧,矢志苦航过。

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

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

雏燕离巢去,良材异国挪。

相依惟老伴,同唱白头歌。

桑榆虽云晚,心旷不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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